在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，我国形成了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“两条途径、并行运作”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。相比于版权和商标的行政执法，中国的专利行政执法获得的法律支持力度，处于比较“弱势”的地位。比如，专利行政执法并没有罚款权。时至今日，对于我国是否需要加强专利行政执法，还存在一些争论，特别是在专利法新一轮修改的背景下，笔者认为，有必要对此予以澄清。

　　首先，考虑到中国专利保护的现实状况，有必要认真审视权利人对于专利行政执法的需求：第一，专利侵权活动比较广泛，同行之间产品仿冒和技术抄袭的现象屡见不鲜，侵权产品已经从传统的销售渠道，开始蔓延到电子商务平台。第二，侵权产业链态势明显，从侵权产品的设备供应、生产制造、运输、销售等环节，都分工细致。基于这种产业链的生态，甚至形成了侵权活动的集中化和区域化现象。第三，侵权隐蔽性比较强，取证难度比较高，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生产设备的专利侵权，往往依靠权利人及其代理人自身的力量无法取证或难以取证。第四，维权成本高，不仅通过诉讼获得的较低赔偿难以回报维权的经济付出，而且相对漫长的诉讼周期也耗费了权利人的时间、精力。

　　从数据上看，专利行政执法有效分流了权利人的民事诉讼案件，减轻了法院的案件审理负担。2013年，全国地方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增幅由上年的45.99%下降至1.33%;新收知识产权行政和刑事一审案件分别由上年的上升20.35%和129.61%下降至1.43%和28%。虽然一些权利人在请求行政执法后，仍会继续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，但是，多数权利人在行政执法后不会再继续寻求司法保护，甚至在行政执法阶段已经与侵权人和解或者调解结案。

　　从协同专利司法保护，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等角度来看，保留甚至强化我国专利行政执法的确具有一定的必要性，而且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。要进一步加强专利行政执法工作，加大执法的力度，未来，还需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：

　　一是解决专利行政执法制度建设的问题。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。但是，目前专利行政执法制度资源的欠缺，对于执法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阻碍。比如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，只有省级和设区的市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具有专利行政执法权。中国地大物博，许多省级行政区划也地域辽阔，仅仅依靠省级和设区的市级政府开展专利执法工作，显然难以满足众多专利权人维权的现实需求。

　　二是解决地方行政执法资源不足的问题。受机构编制的制约，许多专利行政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编制负责行政管理相关的工作，或者身兼管理与执法的工作，行政执法人员人数明显不足，严重影响了相关执法工作的效率与应有的社会效果。尤其是地方专利执法缺乏明确的执法机构设置，大多地方专利管理部门在处室设置上都没有明确标注“执法”二字，容易让普通百姓误以为不存在专利执法机构。同时，专利执法机构由于缺少编制，执法人员稀缺，执法经费有限，现有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远不能满足正常工作的需要，事实上导致了个别地方“专利执法机构不执法”的尴尬现状。此外，专利执法条件较差，甚至缺乏执法车辆、执法设备等应有的物质保障措施。

　　三是解决专利行政执法力度不足的问题。2013年，全国行政执法机关共立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26.2万件。但是，在2013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行政处理的专利纠纷案件数量才区区5000余件。2013年，我国共受理专利申请237.7万件，同比增长15.9%。与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和日益庞大的盛况相比，我国专利行政执法案件量却没有明显增多。这足以说明我国专利行政执法的力度偏弱，还有待加强。

　　四是解决专利行政执法透明度不高的问题。2006年3月，“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”正式开通。这一落实审判公开和透明度原则的举措赢得了广泛赞誉。相比之下，此前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信息透明度并不高，甚至获得比较具体详细的行政执法数据都不甚方便，获得具体案件的处理情况更是困难。但是随着国务院2013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印发，其明确要求推动案件信息公开，我国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的透明度定会进一步加大。此举或将解除一些专家担忧的执法腐败问题，也能极大地督促行政执法能力的提升，行政执法程序的规范。

　　此外，当前，由于专利行政执法手段有限、力度较弱，因此，滥用专利行政执法的现象并不明显。如果将来要在立法和实施层面强化专利行政执法，则要前瞻性地预防行政执法被滥用的问题。

　　扬专利行政执法之长，充分发挥专利行政执法的作用，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定会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。　　　 (知识产权报　作者　袁真富)